2025年上半年，面对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经贸秩序遭受重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加力巩固。展望下半年，预计宏观政策将持续发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上半年经济稳中有进　回升向好基础亟待加力巩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605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5.3%和5.5%。
第一，扩内需政策效果明显。扩内需政策首先表现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作用。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其次，“两新”政策带动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扩大，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6%。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长7.5%，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25.2%。
第二，工业生产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国内工业生产一直处于平稳且快速的增长状态。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延续较快的增长态势。整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制造业引领工业增长。上半年，制造业实现了7.0%的增长，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0.6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发挥着引领工业增长的趋势。在制造业内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挥了显著的支撑作用。其次，“两新”政策对工业生产拉动效应明显。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绿色、智能、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制造业保持了快速增长。最后，新质生产力引领工业持续向高端化迈进。
第三，出口呈现较快增长。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1.79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出口13万亿元，增长7.2%；进口8.79万亿元，下降2.7%。进入6月份，进出口、出口、进口同比全部实现正增长，且增速都在回升。具体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呈现以下特征：首先，从主要出口目的地看，增速走势持续分化。我国对美出口继续下滑，对欧盟、东盟及日本出口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其次，从出口贡献看，机电产品对我国出口的贡献仍然较高。在机电产品中，船舶出口为出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品类。
第四，物价水平边际改善。上半年，我国物价水平呈温和上涨态势。消费领域价格总体平稳，核心CPI逐步回升。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6个百分点；能源价格同比下降3.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2.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月度同比自3月份起逐步回升，6月份上涨0.7%，创14个月以来新高。
财政收入相对稳定　支出力度加大保证经济增长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115566亿元和1412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3%和3.4%。
就财政收入结构来看，税收收入逐步回升，非税收入增幅回落。一方面，上半年，主要税种增长平稳。全国税收收入9.29万亿元，主要税种如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2.8%、1.7%、8%，出口退税比去年同期多退1322亿元，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其中，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税收表现良好，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装备制造业税收收入分别增长32.2%、9.2%、6.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长13.8%。另一方面，非税收入增幅回落。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2.27万亿元，同比增长3.7%，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上半年，地方多渠道盘活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出租、出借等收入增加，带动全国非税收入中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4.8%。
就财政支出情况来看，支出力度持续加大，重点领域保障有力。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这意味着各级财政能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强度并优化结构，财政支出整体保持增长，重点领域也得到了保障。同时，也要认识到，支出结构还存在隐忧。例如，尽管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支出均有增长，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民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的提升，这些领域的支出压力将持续增大。
以积极的宏观政策扩内需　加速创新开放培育增长新动能
展望下半年，面对经贸摩擦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宏观政策加力提效的必要性进一步上升。未来政策要重点着眼需求侧，加快推动现有政策落地显效，推动内需回升，从而实现全年经济平稳增长。
第一，财政政策加强前瞻性储备，在维持经济平稳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要兼顾好短期稳增长、防风险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积极做好前瞻性政策储备，为经济平稳增长保驾护航。
首先，要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应对外部冲击中的兜底作用。积极储备增量政策。要综合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吸引社会资本等途径筹集资金，重点投向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兜底领域，新基建、新兴产业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等。其次，要在加大支出力度的同时优化结构，突出“投资于人”导向，加大对民生、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应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创新驱动等领域，同时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在支持民生和消费领域方面，应加大对养老、托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力度。
第二，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债务负担。2023年以来，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国内利率水平不断下探。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如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在低融资成本的环境下得以实施，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政策联动。此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债务负担，减轻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成本，为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
面对未来复杂的经济形势，宏观调控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在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的同时，财政政策要积极发力（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减税等），进而提高政策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应通过更加透明的信息传播和政策沟通，提高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增强市场信心，鼓励消费和投资。
此外，要防止低利率政策长期化带来的风险，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就目前情况看，应逐步转变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经济结构上，应充分平衡消费、投资、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扩大消费占GDP比重，实现可持续增长；在金融结构方面，应充分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第三，优化贸易结构，实现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潜在的经贸领域冲击，需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首先，要优化贸易结构与拓展多元市场。鉴于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应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贸易模式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以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其次，优化国际营商环境，鼓励外商投资深耕中国市场。一方面，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激励外资企业在华所获利润更多用于再投资；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更好利用外资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鼓励养老服务、文化和旅游、体育、医疗、职业教育、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吸引利用外资，满足多层次服务消费需求。（作者：闫坤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汪川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转自：经济参考报